犯罪研究

• 我国轻罪行刑社会化的问题、成因及其消解

  洪浩;余大伟;

  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显著的轻罪化趋势，传统轻罪处置的简单化模式滞后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轻罪行刑社会化已成为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的内在趋向。我国社会化行刑措施呈现诸多弊病，缓刑受重刑主义桎梏，适用率低且执行封闭，社会参与受阻；管制刑效能式微，惩罚与执行均显乏力，违规处置规则缺失；单科罚金刑功能失调，无限额罚金占主导地位，单处罚金适用比率较低；假释条件严苛，法律界定模糊，办案风险较大，罪犯也颇多顾虑。因此，需在观念层面倡导社会化行刑的广泛认同，重塑轻罪认知；组织层面赋能大众深度参与，完善协同工作机制；制度层面构建完备的行刑体系，优化非监禁刑适用的法律支撑；实践层面探索社会化行刑本土模式，推动行刑方式转型；管理层面塑造实效评价标准，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以促使我国轻罪行刑社会化体系臻于完善，达致轻罪现代化治理的“大出罪”图景。

  2025年02期 v.41;No.234 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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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盗掘类文物犯罪现状、治理困境与完善路径——以S省380起案件为样本

  赵娟;

  盗掘类文物犯罪严重危害文化安全。S省是我国盗掘类文物犯罪案件占比较高的省份，通过对该省相关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此类犯罪案件呈现出犯罪主体分布集中、犯罪对象多元、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高、文物追缴难度大等特点。目前还存在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执法信息化水平落后、跨省协作效率较低、基层保护薄弱等治理困境，应从筑牢法律根基、提升执法效能、升级防护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推动全民共治等方面发力，以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更有效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2025年02期 v.41;No.234 15-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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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跨国非法婚姻中的犯罪问题研究

  段卓廷;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跨国非法婚姻衍生的犯罪现象已形成具有空间延展性与组织严密性的犯罪网络，对国家安全体系与国际形象塑造构成了严重冲击。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185份刑事判决书的统计分析，发现诈骗罪、拐卖妇女罪及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为该领域主要犯罪类型，犯罪空间突破了边境地理限制，从边境省份向河南、安徽等内陆“婚姻洼地”梯度渗透，形成了“境外招募—边境渗透—内陆分销/诈骗”三级产业链。研究显示，此类犯罪动因具有复合性特点，涵盖个体理性决策的偏差、环境机会的塑造作用、社会结构失衡产生的压力与制度协同缺位导致的治理漏洞。为有效防治此类犯罪，应重塑个体决策，提升犯罪成本并纠正认知偏差；压缩犯罪活动空间，重构环境监控体系；缓解社会结构张力，修复社会支持网络；弥合制度执行缝隙，开展协同治理与跨境司法创新。

  2025年02期 v.41;No.234 27-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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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 数字时代商业秘密的刑法实质认定——以企业数据类商业秘密为视角

  王文华;姚津笙;

  数字时代，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与企业数据的商业秘密保护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趋势。这一趋势体现了我国对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决心，但也使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界限不清的痼疾进一步显露，需要刑法在适用过程中进行适当的限缩。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对行为、结果等构成要件要素的限缩，忽视了作为对象要素的商业秘密本身的功能和作用，导致实践中刑法规制更多地只能以罪量标准进行界分。刑法加强对商业秘密的实质认定，有助于明确侵犯商业秘密刑法与前置法规制之间“质”的差异。以企业数据这一数字时代的新型商业秘密为视角，刑法需要坚持动态思维，以其具有合法性、不存在权属争议为前提，认定其“三性”时，仍须强调其实质创造性、更关注基于竞争优势的商业价值、避免将可控性误认为保密措施的合理性。

  2025年02期 v.41;No.234 37-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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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的利益范式建构——功利主义权利哲学及其影响

  薄振峰;

  功利主义以经验主义为武器批判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学说，认为自然权利理论从自然法中推出权利，这在逻辑上是荒唐的，在道德上是有害的。权利并不来自理性与自然，权利来自功利，权利的本质是给权利人带来的好处和利益。功利原理是评价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标准和尺度，政府的唯一目标是共同体的“最大可能的幸福”。功利主义权利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契约论权利理论的猛烈批判，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寻找一条兼及功利主义和权利论特点的权利论证的新道路。

  2025年02期 v.41;No.234 49-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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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水军”刷量控评犯罪的罪数问题研究

  王晖;

  刷量控评系“网络水军”犯罪的主要类型，对其刑法评价，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分歧。刷量控评实为“利用广告对商品或服务做虚假宣传”,构成虚假广告罪，同时也构成解释意义上的非法经营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后两罪应当让步于虚假广告罪并限缩适用。刷量控评刑法规制困境的实质是罪数问题，此罪数问题折射出刑法传统竞合论、牵连论的无力。可以刷量控评为切入，探索建构新型罪数二元论——新法条竞合论(科刑一罪)、目的行为论(目的治罪),以缓释当前部分网络犯罪规制中罪责刑之间的紧张冲突。

  2025年02期 v.41;No.234 58-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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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研究

• 论侦查对象的三重约束

  董少平;张艺;

  侦查对象是侦查学的元理论问题。侦查对象从根本上决定了侦查活动能否准确发现事实，以及后续庭审能否正确定罪量刑。既有的侦查对象理论囿于一种积极填充式的“N何要素说”框架，既难以框定要素的范围，也未能对要素的属性和类型进行细致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侦查对象应从经验、实体法以及证据三重视角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才可限缩并揭示其面貌，此即侦查对象如何确定的三重约束。侦查对象的经验约束方面强调，侦查对象应是遵循整体主义的叙事性要素；侦查对象的实体法约束方面指出，侦查对象应是直接受实体法指引的构成要件要素；侦查对象的证据约束方面表明，侦查对象应是符合证据属性和证据推理规律的证据性要素。各个层面的约束与限制，并非简单地堆叠，而是在确定侦查对象时必须予以综合考虑的方面。通过对侦查对象内涵及外延的限缩与框定，侦查对象是侦查主体在侦查实践中应予查证的叙事性要素、实体法构成要件要素以及证据推论性要素。

  2025年02期 v.41;No.234 70-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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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析为证：数智侦查成果证据化的实践探索

  刘铭;

  “金析为证”是资金数据分析研判成果向证据转化的简称。“金析为证”的实践驱动力来自纾解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财会事实证明困境的迫切需求和各地办案实践探索的积极推动。资金数据分析研判成果的证据化路径选取从功能的角度而言，应兼顾证明功能、规范功能和示范功能，因而以鉴定意见证据为发展主路径最为适宜。资金数据分析研判成果实现鉴定意见证据转化后，其发展应秉持“数据科学+财务会计专门知识”兼容的发展路线，特别关注送检材料规范、鉴定事项表述和鉴定意见呈现等内容，并以金析证据为切入点探索新型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革新。

  2025年02期 v.41;No.234 80-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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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中人脸识别的权利路径与制度选择

  王仲羊;

  在侦查中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相应存在两条治理路径。以欧盟为代表的个人信息权路径将人脸识别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奉行使用逻辑，呈现全程保护、弱化保护、场景保护的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隐私权路径将人脸识别信息作为隐私，奉行禁止逻辑，呈现前端保护、强化保护、定性保护的特征。近年来，个人信息权路径与隐私权路径之间出现了融合趋势，形成“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层级性权利体系。然而，我国既有规范并未因应“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发展趋势，未能打造“前松后紧”“强弱相间”“刚柔并济”的人脸识别治理格局。因此，一方面，在侦查中确立个人信息权，建立人脸识别全流程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为人脸信息采集行为设置宽缓的程序；另一方面，严格规制人脸识别中识别、使用等行为，建立人工复审机制，赋予当事人与人脸识别隐私相关的程序性权利。

  2025年02期 v.41;No.234 92-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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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数据侦查的基本原理

  陈亮;

  数据侦查是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警务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侦查方法，其兴起是应对数字经济社会和未来“元宇宙”时代发展变化中已出现和即将出现的各类犯罪问题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一切人类行为包括与犯罪有关的行为都可以使用数据来表征，这是侦查工作得以数字化发展和进化的现实基础。探索归纳能揭示数字时代侦查活动的根本性、全局性规律的数字印记原理、相关性原理和要素化原理，对于推动侦查学科发展和指导数据侦查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025年02期 v.41;No.234 102-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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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管理

• 公安机关在专门教育制度中的定位与适用问题研究

  姬艳涛;

  为厘清公安机关在专门教育制度中的功能定位，基于国家监护制度的理论溯源、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二元分立的制度考察以及保护性处遇的法律性质界定，认为公安机关应定位为强制性准入的启动主体、评估审核的复合决定主体以及矫治执行的参与主体。为更好地发挥公安机关在专门教育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建议通过消除专门教育启动程序中的盲点、断点和堵点来完善公安机关送教启动的适用，通过优化专门教育决定中审查判断标准、决定裁量规则和评估决定流程来推动公安机关送教决定权的适用，通过细化专门教育执行程序中的责任意识重塑、责任能力提升和责任承担的动态调整来加强公安机关矫治执行权的适用。

  2025年02期 v.41;No.234 114-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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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公安指挥中心组织和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综合分析框架的探析

  高文豪;

  我国公安指挥中心的组织和制度变迁经历了探索建立、发展壮大、整合提升和深化实战改革四个发展阶段。通过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综合分析框架，可以揭示变迁过程的四个关键特征：集中统一指挥与快速高效反应构成制度硬核；成功嵌入社会结构环境是变迁的关键；路径依赖下的边际组织创新是变迁的行为规律；党的全面领导为变革提供根本遵循和价值支撑。当前公安指挥中心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指挥效能与制度设计脱节、组织适应性与社会环境脱节、创新发展与路径依赖矛盾、政治引领与实践执行挑战等。下一步，公安指挥中心建设应以政治引领为根本，通过制度优化构建弹性化指挥体系，深化社会嵌入提升环境适应性，同时培育创新动力突破路径依赖，全面提升应对复杂社会治安环境的能力。

  2025年02期 v.41;No.234 125-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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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研究

• 科层借势与激励相容：乡镇多元解纷共治机制的构建逻辑——以华北P镇“4+N”矛盾调解中心为例

  任群委;

  矛盾纠纷化解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大局。基于华北P镇的个案实证性研究发现，P镇多元解纷共治机制缘起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现实压力倒逼，形成于政策精神与基层实践经验融合上升为顶层设计，发展于配套性制度不断健全。就其构建逻辑来看，派出所以有效经验探索为“筹码”向镇党委进行科层借势，利用层级和身份带来的“政治势能”差，来强化党委领导、完善共治机制顶层设计、吸纳多元解纷主体注意力、增加多元解纷主体政治压力；基于激励相容的逻辑，推动共识凝聚、责任共担、利益相容和成就感共现，激发多元解纷主体的工作动力。这些理论发现打开了我国基层社会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设“黑箱”,也为解释我国基层权力运行机制和政策形成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2025年02期 v.41;No.234 136-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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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性存在”生发社会安全感研究：基于双重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隋玉龙;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个体逐渐从集体性的生活方式中脱离，进入个体性的生活状态，个体化引发社会成员与公共体系的脱节，使个体重新陷入诸多风险之中，降低自身的社会安全感水平。反之，人与人相互联合形成的“关系性存在”,对于社会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关系性存在”在中国社会表现为围绕个体的社会圈层与群体。实证研究发现，“关系性存在”可以直接提升个体的社会安全感水平，并且还可以通过社会信任间接强化安全感，治安维护与制度规范则发挥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对此，基层治安治理应当建立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群体或组织，将人与人“联系起来”,超越西式个体主义的社会控制，走出符合本土社会规律的社会治安之路。

  2025年02期 v.41;No.234 145-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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